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

中国是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有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德文，在德国市场上出版。而在距离书展开幕还有三个月的时候，德国汉学界有史以来最全面、最详实的一套中国文学史也正式完成问世了。出版人就是波恩大学著名的汉学家顾彬教授。该套丛书共有十卷，一反中国国内编纂文学史按照年代划分的惯例，采取按文学体裁分类的方法，对中国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了评述。

顾彬教授向来以直言不讳闻名，在过去的数年中，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抨击也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至今仍未平息。

德国之声：您为什么要用体裁划分的方式，来编写这部中国文学史？

顾彬教授：中国文学非常丰富，中国历史非常非常长，如果不分体裁的话，那我怕我们对中国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不一定能够进行全面的介绍，也不能说明白为什么那些代表作品有那么伟大。所以我也是效仿那些日耳曼文学家，他们过去写德国文学史的时候，都是集中在一个体裁之上，比方说德国诗歌史，德国小说史，等等。

德国之声：那这几个体裁中您个人最喜欢什么呢？

顾彬教授：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中国的诗歌和散文，因为我自己也写诗歌和散文，我觉得中国的诗歌和散文是非常了不起的，属于世界文学。

德国之声：您觉得评价一个文学作品好或是不好，应该有什么标准呢？

顾彬教授：第一我从语言来看，第二是形式，第三是内容。如果一个作家老用别人用过的语言，如果创作形式没有新意，如果他的思想都是老一套的话，那这么一个作家只能让我感到非常无聊。所以一个作家应该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创作形式和自己的世界观。

德国之声：您曾经提到，中国自从1949年之后，基本上没有多少优秀作品，您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顾彬教授：我没有说过49年以后没有优秀作品，比方说58年发表的老舍的《茶馆》，老舍六十年代最后写的一部作品，虽然没有写完，但也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另外，我还非常喜欢王蒙五十年代写的小说，从今天来看还是值得读。另外，80年代中国无论是诗歌还是短篇、中篇小说，有一些代表作今天也是可以再看一看的。其中一些我们也可以归入世界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是到了92年才慢慢开始。因为89年前后，中国作家自己背叛了文学，他们为了赚钱而下海之后，放弃了创作。这也是为什么不光是我，好多德国汉学家都对中国当代作家抱有很大怀疑的原因。

德国之声：您刚才也说到，比如说老舍的作品，还有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都可以算作是世界文学，那么归入世界文学的标准是什么呢？

顾彬教授：我的标准很简单，还是语言、形式、思想。我的标准是中国49年以前的优秀作品，比如鲁迅；我的标准是德国45年以前的文学作品；此外，顾城、北岛、翟永明等诗人，80年代的一些小说家，也是不错的，也可以看成一种标准。

德国之声：您曾经批评过中国最近几年的一些文学作品，比如《狼图腾》，还有一些类似棉棉、卫惠这样的"美女作家"，但是他们的作品今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之际，也先后翻译成德语，在德国出版。您觉得这些作品尽管您评价不高，但仍然有推荐给德国读者的必要和意义吗？

顾彬教授：我应该从客观的角度来回答你的问题。我是主张精英的，但要所有读者都认同我是不可能的，很可能大部分读者都觉得我有问题。 德国大部分读者都想读通俗文学，对他们来说，莫言、余华、苏童、棉棉、姜戎他们都代表中国通俗文学。如果读者不想看语言作品非常高的作品，我也可以理解，我不反对他们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辈子都不会看他们的作品。

德国之声：您刚才也提到，您原本很不喜欢冰心的作品，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读的时候，却又发现她的东西还是有可取之处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您再过多年之后，回头看现在的一些中国文学作品时，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呢？

顾彬教授：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特别是小说家，他们的语言水平都太低了。当时我看冰心的作品是看内容，但是当前的一些中国作家我都是看他们的语言和思路。他们没有什么思想，语言水平也太低了。另外他们写作都是匆匆忙忙，莫言的《生死疲劳》是40多天之内写完的，另外一部作品是90天写完的，一个德国作家一年才能写出100页来，莫言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写800页出来，从德国的角度看，他很有问题。

德国之声：您说自己有一种向德国介绍中国文学的责任感，是不是不管好的不好的您都要介绍给德国？

顾彬教授：不论我对某一个作家重视与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都应该介绍。所以在我的《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也包括一些我非常讨厌的作家和作品。

德国之声：让我们再来谈谈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因为中国是今年的主宾国，但是书展还没开幕，中国就已经受到了强烈的批评，比如说，这次书展期间翻译出版的书、包括前来参加书展的作家，都是中国官方挑选的，而您个人比较欣赏的北岛，就不在被邀请之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顾彬教授：我们也应该冷静地谈一谈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北岛现在是美国人，所以他还能够代表中国大陆去吗？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听说这次莫言、余华他们也来，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们完全代表中国政府，还是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整个国家，他们也有自己个人的立场。所以也有人说，莫言会通过他的小说批评中国的现状，如果他的批评有道理的话，中国还是邀请他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勇敢的，是不错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再用非白即黑的看法来谈中国和德国的情况。

德国之声：您以前说过，中国的作家中缺乏敢于说话的人，刘晓波其实就是一个敢说话的人，但是他不久前刚刚被中国当局正式逮捕了。中国也因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您怎么看？

顾彬教授：不应该逮捕他，这是个错误。他对中国的批评从我们德国人来看，还算不上什么批判。原本中国应该接受这些批评的，但是我估计有一些人还是觉得中国目前非常弱，好像把刘晓波看成一个强者。这说明中国内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中国的领导层觉得自己太弱，不够自信。一个刘晓波是不可能改变中国的。

德国之声：您曾经说过，政治应该和文学分开，但是从刘晓波的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和文学是很难分开的。

顾彬教授：政治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从49年以后，中国作家越来越忽视语言的重要性，而把他们的作品变成政治的工具，这就背叛了文学。一个作家的首要任务是为语言而服务，如果他为语言服务之后还有力气关心政治的话，我不反对。

德国之声：最后还想问问您下一步在学术上有什么打算。

顾彬教授：我应该先收拾收拾我家、我的图书馆，思考将来做什么。因为我大概还能活个三、四十年，那这三、四十年之内我还能写不少书，我可能将来会写一本关于李白的书，因为西方目前还没有；也可能会写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德国也没有。

采访记者：雨涵

　　继广东多名高官近期先后被“双规”后，广东率先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响亮。

　　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广东体改研究会会长黄挺近日在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与体制创新专题研讨会上建言，广东应选择试点地区、试点单位，来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通过试点完善和解决其中的缺陷，进而在全省进行推广。

　　黄挺在接受广州《新快报》访问时表示，某些官员的腐败现象一直控制不住，而这些官员的问题无一例外的都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把官员的财产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财产透明，可以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黄挺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虽然不能完全杜绝腐败，也不能杜绝通过转移的方式隐藏财产，但对绝大多数的官员而言，依然会产生制约作用。

　　广东政坛近几个月里经历了几场大震荡，先后被“双规”的高官有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中共广东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以及原深圳市长许宗衡。在多名高官涉嫌贪污而“出事”的大环境下，广东率先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近期自然成为学者和舆论热议的课题。

　　据了解，早在几年前，广东其实就有不少专家提出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当时之所以没有被政府采纳，一方面是时机不到，另一方面与官员的抵触也有一定的关系。

　　北京学者吴祚来在《东方早报》发表的时评中也认为，可以在广东进行官员财产公开试点。

　　吴祚来说：“广东近期曝光多起高级领导干部贪腐大案，而且广东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现在，通过反腐败取信于民，广东率先公开官员财产，也理所当然，或者说应该当仁不让。”

　　他指出，改革总应该有试验区，改革也必然伴随阵痛，但长痛不如短痛，如果广东省人大能同有关方面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官员财产申报日程与制度，它对国家反腐无疑功德无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时评中则说：“随着这次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的落马，这个问题（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可避免地再次被提了出来。”　

　　孙立平说，许宗衡这样的腐败分子有一个特点，即都是官场中的“长期潜伏者”，其腐败的行为都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而最后之所以能够败露出来，是由于很偶然的因素，据说是由于某明星的形迹可疑，这说明中国缺少常规化的发现或揭露腐败的机制。

　　孙立平认为，如果平时有制度化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像许宗衡这样的腐败分子也许就不可能这样毫无顾忌、肆无忌惮。即使是出现了这样的腐败现象，也更容易被发现。

要取信于民

　 　也有舆论指出，广东率先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可说是势在必行，否则，广东官员今后将难以取信于民。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 近日在某论坛的一番话：“广州很多房子价格超过每平方米2万元（人民币，下同，约4235新元）了。我是副厅级职称，每月工资8000多元，两个月工资也 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以目前的广州楼价，有七八成广州市民买不起房，如果广州房价再上升会抑制需求。”

　　李惠武此言的初衷是为老百姓说 话，反映广州房价高昂的真实情况，理应获得老百姓的支持，不过，让人意外的是，李惠武的话一出，得到的却是众多网民和舆论的“炮轰”，一些网民“坚信”， 高官根本不用买房，因为房子不是单位安排的，就是房地产发展商送的；也有网民认为，李惠武的表态是一种“秀”。

　　南方网刊登的一篇时评说，由于千呼万唤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虚无和滞后，让民众对官员“买不起房”心里直打“小九九”。民众缺乏必要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因此“你一个副厅级官员说自己‘买不起房’，大家自然是不敢相信”。

　　【尖锋话题】

　　因为“博爱”的原因，因为“同情”的缘故，所以余秋雨先生该出手时，总是不出手，因为他身怀绝艺，一出手，就会“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余秋雨先生正在成为一道文化难题或文化悖论。一方面，他开通了自己的多家博客，许多文章在网络上兴风起浪；另一方面，他却慨叹自己“无网生活又 一年”，以不上网为荣光；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在论辩领域是主评委或导师级人物，是重量级拳手，不愿意出手伤害自己对手，另一方面却含沙射影，认为自己对手或 是盗版商出身，或从小没亲爹娘关爱，所以从体恤同情角度不予回击。

　　“在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的时候，个人的名誉算什么？于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领域的一个决绝举动，近似破釜沉舟，我让自己在屡屡传言中形象模糊……”（余秋雨《借我一生》）

　　余秋雨先生认为自己个人声誉无足为道，这是他个人自由，尽管公众人物更应该回应公众质疑，以承担与个人影响力相对应的责任，但我们仍然认为，他 可以通过回避或漠视公众而不予以回应。但余秋雨先生没有意识到，别人的声誉却是人格的尊严，在公共论坛里，是不可以毁损的，余先生不与对手在公开的竞技场 上角力，却公然散布莫须有的、道听途说的消息：

　　“我有一次发现，十几年来一直在不断骂我的人，他居然小时候是给父母卖掉的，我一下子就同情他了。这样的人当然可能小的时候没有受到爱的浇灌，后来对他来说骂人比较习惯，这个影响他整个一生的话，很值得同情。”

　　按孔圣人的话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江湖有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现在余先生这种既不指名道姓，亦不用查实求证的攻讦对手的传言，不是正人君子之所为。它不仅使所有批评他的对手被涂上了妖魔色彩，也使社会人文生态中增加了一股邪瘴之气。

　　这样的一段话，是原谅对手，还是让对手唤起某种痛苦的情结？真正的博爱与同情，是发自内心，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是台上不动手，论坛卷舌 头，明枪不发，暗沙封喉。余秋雨先生正在成为一个有文化而不懂文化关怀的学人，成为一个有知识而无道德精神的大师，成为一个有影响而不承担责任的名流。

　　有趣的是，余先生在镇江讲读书使人宁静，最后落脚点，却在贪官身上，他最担心贪官们在狱中精神不宁静，所以他要尽力找到他们，让他们读书，让他 们精神宁静。贪官是制度生成的，还是读书不宁静造成的？余先生从不进行文化追问，谁都知道，拯救贪官，不如拯救走在通往贪腐路上的准贪官们，而要拯救准贪 官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读书，而是制度保障。

　　余秋雨先生渐行渐远，正在淡出公众视线，为什么，因为他离真知真相愈来愈远，他的心中，贪得了太多的知识，而遗失了弥足珍贵的坦诚与道德情怀。

　　真正值得同情的，是余秋雨先生，余秋雨大师。

但这位光明社长李树喜先生还是告了人民出版社社长。

原来人民社黄社长主编了一本书，并不是书的作者，而书的作者们，又与李树喜先生有各种关联，显然李社长打官司，看重的首先并不是谁人真正抄了自己作品，而是先要造成一种影响力来，谁不知道，编者不可能抄袭他人作品，只有著者才是抄习的主体，光明原社长现在学会了网络炒作法，光明得有点过了头。

后面阴影跟着也就出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赖长扬先生是该书副主编，可能是具体负责人，责任人，他揭秘说，李树喜先生当时作品无法用，只是用了他的名字，完全是看他写作辛苦，并且支付了稿费，而且是直接划到李先生帐号上的，既然收了稿费，又来告人民社社长，所以赖先生觉得，光明社长可能有其它原因。

新京报为此作了报道，似乎理在人民社这一边，但我觉得这后面可能还是炒作，将一些书炒出影响来，买着好价钱。

附朋友转来的网络材料，仁者见仁智者见真。2009-7-1

当李逵遇上李鬼的时候

                           ——谈李树喜告人民出版社案

   读过《水浒》 的人，都知道李逵和李鬼的事。李逵回家探母 途中有人假扮他剪径……《水浒》写道：李逵归心似箭，迈开脚步，大步走去。走着走着，只见前面闪出一片松林，烟笼雾锁，十分险恶。李逵是个胆大粗豪之人，根本不觉害怕，直走进去。突然，一个大汉从树上跳下，暴喝一声：“黑旋风李逵在此!识相的留下买路钱，免得伤了性命!”当然，故事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

   实际生活中，李逵遇上李鬼事真的不多。可是近日出版界就出现了这一幕怪事，这就是李树喜告人民出版社案。

   今年5月，李树喜先生以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察贤辨才》一书，侵犯他2007年出版的《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一书著作权，的把人民出版社及社长诉诸法庭。乍看来，出版时间顺序，内容相像，《察贤辨才》必定侵权无疑，但经过调查和庭审，则发现《察贤辨才》的基本史料内容则来源于另一本书，即1993年版《国史镜鉴》。《察贤辨才》以类相从分目体系、篇目、分段、文字一仍前书，但与《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以编年分体系迥然相异。老专家赖先生是《察贤辨才》一书签约作者代表，这场官司无疑把他卷入其中，当年过花甲的赖先生向提供法庭十几页比对表时，他说：这是我花费两昼夜做完的，我才知道，现在打官司真难，你从自己头上拔根头发，再证明是你的，不知要费多少精力。别说李逵遇上李鬼了，长的那么像，不动动手，谁也分不出来。是的，当我们的专家为这种事情浪费精力的时候，去分清李逵和李鬼，竟然显得有些无聊。

   仔细比对，我们还会发现，《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与李树喜先生2004年出版的《用人通鉴》，主要的内容均来自《国史镜鉴·用人篇》。《国史镜鉴》数百万字，主编姓赵；《国史镜鉴·用人篇》是其14篇中的一篇，李是本篇分卷主编，署名作者有王、刘、孙和李树喜。据本书主编赵某、已年过七旬的责任编辑王某及作者和当事人法庭出庭作证，我们知道，李本写了些稿子，但因质量太差，予以废弃，但念李已参与其事前期工作，在出版时保留其名。没想到，当时一念之仁，铸成近日之恨。

   李的辩护律师近通过媒体发表自己看法：李是《用人篇》主编，是署名作者，李有著作权。这话似乎没错。但仔细想想，若李是分卷主编有著作权，那么《国史镜鉴》的主编有无著作权？李是署名作者，退一步讲，我们可以不采信主编、责编、原作者证言，李也只是四个署名作者之一。他出版的《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用人通鉴》二书，没有得到其他三位署名作者的授权，未打任何招呼，书中片字也未提及，他是不是侵权？

   在本案中，《用人篇》的除李之外的署名作者均与《察贤辨才》一书签订授权。李树喜以侵权别人著作告别人侵权，如同文前所讲李鬼打劫李逵一样。当李逵遇上李鬼的时候，结果肯定如此……《水浒》继续写道：李逵原想这家伙既敢单独劫道，必然有些武艺，谁想刚一交手，那汉便手忙脚乱，撑持不住。转身欲逃之时，被李逵腿上一刀，砍翻在地，李逵一脚踏住，大声喝问：“你这毛贼可认得老爷?俺便是江湖上黑旋风李逵!你冒名打劫，罪实难容。俺今要为此地除害!”说罢举刀便砍……

　　共同社报道说，此次竞标对象包括鲁迈拉和北部地区的基尔库克油田等六块已完成开发的油田，约占全国已探明原油储量(1150亿桶)的约三分之 一；而两块气田则均尚未开发。此次参与竞标的有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等，日本的新日本石油公司、石油资源开发公司、国际石油开发帝石公 司、三菱商事也获得了参加竞标的资格。

一度称雄天下的魏国国力逐渐衰弱下去了，可是国君魏安厘王仍想出兵攻伐赵国，想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扩大地盘，威慑诸侯。

谋臣季梁本来已经奉命出使邻邦，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半途折回，风尘仆仆赶来求见安厘王，劝阻伐赵。

 季梁对安厘王说：“今天我在太行道上，遇见一个人坐车朝北而行，但他告诉我要到楚国去。楚国在南方，我问他为什么去南方反而朝北走？那人说：‘不要紧，我的马好，跑得快。’我提醒他，马好也不顶用，朝北不是到楚国该走的方向。那人指着车上的大口袋说：‘不要紧，我的路费多着呢。’我又给他指明，路费多也不济事，这样到不了楚国。那人还是说：‘不要紧，我的马夫最会赶车。’这人真是糊涂到家了，他的方向不对，即使马跑得特别快，路费带得特别多，马夫特别会赶车，这些条件越好，也只能使他离开目的地越远。” 说到这儿，季梁把话头引上本题：“而今，大王要成就霸业，一举一动都要取信于天下，方能树立权威，众望所归；如果仗着自已国家大、兵力强，动不动进攻人家，这就不能建立威信，恰恰就像那个要去南方的人反而朝北走一样，只能离成就霸业的目标越来越远！”


魏安厘王听了这一席话，不以为然，说，你不了解我们国人心态，国人崇尚的是强大力量，只有通过战争的方式才能使国人信服你，取信于天下哪有威慑天下来得更容易更有效呢。

魏王语重心长地对季梁说：

你以为我好战？不是，那位驾车向北去的马车夫，看起来缰绳在自己手上，但他身边簇拥着一大帮人，当众人都认可只有向北才能找到楚国时，缰绳在你手上你也不可能扭转方向。大将要通过战争建立功业，民众希望通过战争发泄仇恨并证明自己国家最有实力，战争并非我愿，实乃身不由已啊。

季梁跪地泣血，三日后离开宫廷，不知所之。

后人感叹说，一些战争是帝王们为了扩张疆土而发动的，还有一些战争却是帝王们被大臣或国人们怂恿着发生的，只有战后的劫难与悲剧才能使人们懂得和平的价值与美好，可翻开历史，记录的都是战争的残酷与光荣，有多少篇幅记载着像季梁这样热爱和平的使者呢？2007-9-17

2008-2-3

选自《新寓言故事》，吴祚来著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一些统治者希望通过威权来使国民畏惧，但却失去公义，如果通过强权与威胁来使国家维持稳定，那也是南辕北辙，这是一个人权高于政权的世界。

2009-6-30

　　《新快报》6月26日报道,在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与体制创新研讨会上，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广东体改研究会会长黄挺表示，广东应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约束和遏止官员腐败的利器。

　　广东近期曝光多起高级领导干部贪腐大案，而且广东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现在，通过反腐败取信于民，广东率先公开官员财产，也理所当然， 或者说应该当仁不让。改革总应该有试验区，改革也必然伴随阵痛，但长痛不如短痛，如果广东省人大会同有关方面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官员财产申报日程与制度，它 对国家反腐无疑功德无量。取信于民，可以通过加大打击力度，使贪腐官员们畏惧，也可以通过一步步更为严厉有效的制度，使官员们更加清廉自律。而使他们的财 产收入被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被国际公认为是最有效的一项制度。

　　这次湖北29岁市长周森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他的家庭背景的追问，对他家庭的搜索以及问访。他妻子的工作职务、自己父母 与妻子的父母现状都一一曝光在公众面前，一览无遗，甚至这位新任市长求学时发表过的论文，也被人从论文资源库中找出来，一段一段地被人解读，哪些段落文字 涉嫌抄袭，亦交予有关大学鉴定。网络中网民力量是无限的，连这位市长的妻子发表过的论文的真实性，也遭到搜索与追问。

　　我们可以说，周森锋是“被财产申报”的第一人，他无意于申报自己的财产，也无意于引起网络追问与炒作曝光，但公职人员的性质，在晦暗背景下成为政坛黑马，必然会招来网络与传统媒体的热切关注与众议。

　　周森锋引发出来的相关疑问，随着有关部门的调查，会有一个结果，通过这一事件，国家有关部门会不会在制度建设上有所跟进？当然，我们希望这种跟进不是使年轻市长、县长、书记们任职时更加保密，而是应该更加公开、提前公开。

　　一方面，国家可以在广东或其他省市进行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另一方面，通过周森锋事件，通过我们在其他领域里实行过的“新人新办法”，使新上任官 员净身为官，从一定时间起点，全国所有新任官员，在任职之前或任职公示之前，首先公开家庭财产，你只要有升迁，就得面临着财产申报，这样使那些财产不敢公 开的官员不可能谋取更高权力，而使清廉的官员获得更多的机会。

　　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就是用人问责制度，周森锋的论文出了问题，清华大学不能一推了之，公开发表的论文，作者是第一责任人，相关责任者还有杂 志社与导师，论文指导导师在学科里应该有一定的研究，对学生发表的同类论文应该有一定了解，学生论文抄袭，应该对导师进行相应的警告，还有就是湖北省有关 的组织部门，在官员申报自己成果时，没有核实，最终贻误的是自己选拔出来的年轻官员，还有就是政府形象。官员论文作为学术成果，为什么就没有进行检索认 定？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责任人对此负责？现在有网民站出来，充当了民间问责者，更多的官员的各种成果，没有公布出来，如果其中藏着太多的造假，对国家与公民 社会，都是极大的不尊与漠视。

　　这是一个网络阳光社会，因为制度没有跟进，在诸多领域还存在着朦胧灰暗区间，这些空间需要政府用制度的力量来清扫、打理，让它自然地接受“阳光 ”照耀，而被动地接受网络阳光的照射，可能会对一些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如果这次周森锋及其家人在心理上受到一定的伤害，我想，它是不透明、不公开的用人 制度造成的，而不是网民与媒体造成的。网络民意与媒体，只是在弥补制度缺陷，只是在行使自己作为公民与社会的职责与权力。

　　总之，在官员公开财产的统一法规没有出台之前，是可以进行一定范围的试点与改进的，既可以从一个省市开始，也可以从新人新办法开始。在强大的反腐声势下，我们更期待制度建设，制度不仅保护公民的权益，也保护政府与官员的形象，它只会使我们对政府与公职人员更有信心。

　　（作者系北京学者）

清末是中国第一次世界化，那次是外部所迫，清政府被逼打开大门，接受西方市场化原则。

主流知识界认为，因为取消了科举，所以知识人没有政治出路，只有革命一途可行。这是一方面，更大有动力来自西方价值理念对中国的渗透，就是天演论之类的文献，使整个族种都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机。

所以才有难酬蹈海做英雄或鬼雄的知识群体。

第一次中国被动世界化，中国并没有知识与中产阶级准备，所以最终失败。当然，红色革命力量介入中国，是造成中国宪政失败的重大原因。

中国第二次世界化，是内部所迫。

邓氏功莫大焉。但只是市场世界化，而价值观念与政治文明方式都没有世界化。所以问题出来了。但中国会像清末那样动荡吗？

红色力量已内化到血液之中，成为国家超稳定的强大力量，知识分子阶级没有科举，也没有民选，只有投诚，还有一个重大出口，就是移民，中国中产偏上的阶级，一方面争取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样的政治地位，通过赎买的方式，如同当年西方资产阶级赎买自己权力一样，另一方面就是移民，将精力与未来与金钱转移到海外，这样中国富有阶级对政治改革也就没有动力与紧迫感了。

只有部分情感性的知识分子，仍然正义着，表达着，但与清末一样，没有整个社会的知识贮备，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支持，而先富起来的人们，又移情海外，有自己渲泄口，所以，中国也就不会出现活火山喷发。

中国的贪官与新富们将中国经济转移海外，使中国发展没有后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心尽失，人与人之间没有互信，对国家与执政党执政者，亦没有信任，这样，积累下去是危险的，病态的，整个国家面临着精神败坏。国家与知识分子之间，特别是与异见者之间，似乎永远没有对话，而百姓与地方政府之间，也没有合法的渠道可以交流对话，要么就是地方政府打击个人，要么就是群众联合起来暴动政府，非此即彼，没有正常的示威游行方式。只有个别地方，问题大到顶不住了，开始对话，妥协着解决问题。

几个知识人起草一份改革建议，并不是想推翻火车，只是想使火车安全一些，人性化一些，与国际文明接轨而已，你可以不理，可以我行而素，但千万不能将建议案当成推翻火车的工具。难道就不能与异见知识人对话么？这些知识人都与麻疯病人一样，是值得同情的疑难病患者，国家领导人要主动与他们握手，要用爱心温暖这些可怜的老愤青小愤青们，将他们看成自己同胞，有病的同胞兄弟。他们怎么可以是敌人呢？长得像么？

科学技术与市场都与国际接轨了，政治文明不是文化艺术，政治文明追求的是价值，是正义与自由，是宪政与法制，政治家除了追求这些伟大的价值，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干么？政治家不是事务员，不能沉迷于处理现象问题，而不知现象背后本质，不知人类价值追求走向。

中国，扑朔迷离，希望孕育其中，灾难亦孕育其中。一切都是选择的结果。

中国第二次世界化，仍然不愿意完成的世界化。

2009-6-26

   這檔我們摯愛的傾情的欄目，已經是開播第八天。

   這些正在播出的片子我早看過一遍又一遍，第 一夜《俄罗斯启示》，第二夜《和平 面包 土地》，第三夜《列宁与列宁遗嘱》，第四夜《战时共产主义》，第五夜《战时的苏维埃》，第六夜《新经济政策与布哈林之死》，第七夜《斯大林的崛起》，第八 夜《自上而下的革命》……如數家珍，未完待續。這些片子我百看不厭，因為它凝聚了我們，激揚了我們，改變了我們，不足為外人道。

    “罪惡俄羅斯，瘋狂俄羅斯，還是神聖俄羅斯？

  神圣俄罗斯，血色烏托邦，三套車遠去，白樺林醒來。”

  王康在節目里鏗鏘之言，言猶在耳。

  “为什么一个是天国的理想，一个是地狱的暴行，一副是天使的面孔，一转脸又是魔鬼的真理。我不认为这些都是巧合。”

  陳平真誠審慎句句追問，錚錚作響。

  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人相信真理，真理便永不存在。

  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人相信溫暖，太陽便不再升起。

  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人相信人類需要不斷自我救贖，人類便失去了前進之徑。

  當我們真心相信在電視媒體中可以坦然并莊重地傳播思想。

  當我們將意識形態的框架打破試圖為歷史尋求尊嚴。

  當這種努力在子夜時分顯得清冷但珍貴。

  虛無的思想，開始凝聚力量。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但愿他们原谅我，

没有看到一切，

没有想起一切，

没有猜到一切。

           ——《古拉格群岛》卷首語

當思想成為一種力量，光芒距子夜不再遙遠。

——莊婧 2006年6月26日北京凌晨